事隔兩年，教育局又提出諮詢，計劃改革文憑試中文科課程。「朝令夕改」四字沒有誇張，繼卷一新增範文之後，這次動刀改革的是卷四說話。所謂「革」，總應該帶有更好的意味，將壞的變成好，將好的變得更好。但這次諮詢內容，竟然是將卷四改為校本評核，初看新聞之際，驚訝莫名。細看內文，竟然還提到其中考慮：卷四考期橫跨兩星期，連同老師、場地、錄影等成本，「耗費甚大」。主持公開試的機關用「成本」作為是否刪去分卷的考慮因素，說得上聞所未聞。按這樣的推論，去掉沒有太多人報讀的科目不是更合乎經濟效益嗎？視藝科、文學科等選修反正長年無人問津，省了出卷、課程規劃、考試安排等一大堆行政費用，是否就令人稱心滿意？至於，本著減去學校老師課時重擔的出發點，到後來還是回歸到內部校本評核是否矛盾一點，值得另寫一文詳加討論。我最為關心的是，是有不少聲音強調說話卷「不接地氣」，討論內容與將來的工作無關這點。

有這種想法，大抵忽略了說話卷考的不僅是內容，還有表達能力。即使「題目」再不貼近社會（諸如問考生十二生肖之外再添一個動物會是什麼之類），但表達能力是無從割裂的存在。從討論的語調、措辭，從應對、反駁，到組織自己的話語，按自己的思路逐字吐出，本身就是現今社會不同工種需求的能力。即使是閉門作業的作家，也需要與出版社表達自己作品的意念、設計吧？即使是終日埋首電腦的設計師，也需要與客人交流意見、想法吧？表達能力，是群居社會的基本生存條件。作為前線老師，每年看過不少學生的說話影片，上佳者先就題目表達立場，然後界定題目關鍵，或從定義眼切入，或先闡明準則依據，不一而足，然後附以例子作佐證，末尾更會解釋例子與立場的關係以扣連兩者。更優者層層遞進以引導聽眾，稱得上條分縷析、綱舉目張。這樣的學生，不正是將來社會的棟樑之才嗎？

至於內容上的「不接地氣」，考評說話題目可粗分為生活、文化問題。問及社會問題的為數不少，例如如何提升政府領袖民望（附以選項），如果培養中學生對國家的感情（附以選項）一類，本來就是與社會接合的「經世致用」。而另一類的文化象徵題目，諸如上文所說的「十二生肖」，考核學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和認識，從而端視其闡述能力。除非我們抹殺認識中國文化的可能，否則「不接地氣」，本來就是傳統文科的一大弊病。今天我們讀中國文學、歷史，學生問如何「接地氣」，我相信文學老師多會曉以大義，說文學是心靈的所歸，即使或世途未如理想，但現實的勢利考量之外，文學世界還能以一句「此心安處是吾鄉」輕輕帶過。我不是數理科的老師，但說到「連接社會」，加減乘除以上的數學算式，一般平民百姓又是否能夠在離開校園後得以應用呢？我並不試圖否定不同學科的價值，我反對的是否定說話卷者以「內容不貼合社會/將來工作」的所謂理據。因為循此思路，文言文等都皆是陳舊而必須摒棄之物，規劃課程者尚且自相矛盾，則學生厭棄此卷不是理所當然嗎？更不用說卷四的設置，從來不在於壓倒對方，取得優勢。此卷名為「口語溝通」，溝通即雙方交流之意，而不是一味自說自話。學習如何與人交換意見，從中進一步思索，甚至檢討、反省自身觀點，明是將來社會工作的縮影，是不同職業崗位的重要一環。從「內容」到「表達」觀之，以不接地氣作反對，是站不住腳的說法。

近日我獲邀到台南成功大學參加國際研討會，同時發表學術論文。研討會主題是唐代的一部書籍，名為「群書治要」。與眾會學者教授討論此書的歷史、文獻問題，在某些人的眼裡，已經是離地而沒有價值的資源浪費。記得中間有場討論，某位學者提到虞世南也許是《群書治要》的主力編寫者，他的理據是虞世南曾經編過同類的書。因為缺乏文獻，今天我們只知道當時參與編撰的數個人物，誰是主力無從稽考。當日我提出三點異議，認為蕭德言才可能是主撰人，其中一個理據是蕭氏精通《左傳》，而《群書治要》裡引用《左傳》特別多。台南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與我對談，提出質疑，說「多不多」要視乎原來書的份量而定。情況就如十個蘋果吃上三個當然多，但如果僅有三個蘋果，卻吃上兩個，從比例而言則是更多。《左傳》字多，引用多並不能代表蕭氏就是主撰者。我回應她的說法，先是同意比例上的問題，然後提出另一佐證，《史記》原書字數多達五十多萬字，但《群書治要》同樣引用少，說明《左傳》的多是非同尋常。這時另一位學者補充說同意我的想法，附以當時唐代宮廷地圖，嘗試從地理上說明蕭德言與編寫地點的關係……

討論沒有結果。但討論的過程，就是一場活生生的口語溝通。我以不擅長的普通話表達觀點，偶見口吃，但無礙表達想法。即或高談闊論、雄辯滔滔，也不見得就是有效發言。至於即時回應更見大家思路是否清晰，角度是否有理，會後一眾學者圍談交換手上文獻資料，從台上到台下，學術世界除了埋首寫論文之外，一樣注重「溝通」。我慶幸曾經考過說話科，從小的培養訓練給過我無數次「預演」，不卑不亢地據理立論，就是說話科最大的價值。

原載於《藝文青》vol.3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