拼命找尋口罩的日子裡，香港人逐漸習慣了不尋常的日子。情人節過後，街上又熱鬧起來，熟悉了恐懼之後，恐懼似乎不怎樣令人擔憂了，掛在口邊的肺炎經過多番咀嚼，也開始失去新鮮感，說多了還給人杞人憂天的感覺。於是整個城市的人陸續回到日常，縱然街上店舖正悄悄地改弦更張。

而我在找尋口罩以外的時間，也回到了錄影補課的規律裡。停課了，補習學校決定一切的課堂轉為預先錄影，然後上載到系統供學生在家自學。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不同。一早起床後，不必找得體的褲子了，這段日子天天穿的都是運動褲，上衣和下身也不必講究是否匹配，因為錄影只截取上半身，舒適變了最大的考慮。離開家門，家對開窄窄的馬路是學車熱門地點，一輛輛車排隊學習泊位、倒車，從一月底的寂靜又回復日常，但我們的補習班不像學車只需兩人各自同意就可開始，依舊復課無期。這時媽常追出來，問我，拿了口罩未？我說車有，然後倒鏡裡看見自己嘴唇附近都是紅斑，口罩太局促了，易生敏感，但口罩又成了外出的必需品，因為可以遮蓋這些紅斑。

車開動，紅隧的車龍明顯地少了，一路無阻地到了銅鑼灣怡和街。商場進出開始了量度體溫的限制，只是保安都知道測溫不過是多此一舉的舉動，先不說潛伏期的長短，真的發燒了，已是為時已晚。行禮如儀之後，我走上扶手電梯，到了分校。同事正忙碌地收拾筆記，我和助教進了課室，開燈，脫下口罩，準備教材，然後開啟投影機。錄影鏡頭在課室後方的牆上，按下了計時器後，我開始了一節沒有聽眾的中文課。課室裡迴盪我激昂的叫喊，時時幻想台下是一雙雙若有所得的眼神，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，看著講台上的我揮灑自如。然後猛然抬頭，才發覺平日很快過的一個多小時怎麼漫長得像剛倒過來的沙漏，尚有太多頁數等待翻揭，還有太多時間等待流逝。平日半小時的教材，沒有了同學的互動，僅僅十多分鐘就見底了，只得停下來，再準備一段時間，再重新錄影。人在停停走走之間迷迷糊糊一切好像過於失真。

課後回到辦公室，進了電梯，擠進一個狹窄的空間，空氣隔著口罩顯得特別稀薄。電梯門打開，有人出去，卻無人願意伸手按掣關門。一股心知肚明悄然滋長抽長，眼神迴避，一副無事不關己的模樣，也有一些不爽互瞄，然後門自動關了，再然後各自回到封閉的工作空間。我進了辦公室，滿眼都是混亂狼藉的口罩，有泰國的、印尼的、日本的、美國醫用的 —— 向朋友搜羅了六千多個，打算派發給有需要的學生。搖晃滑鼠，在案頭敲打鍵盤，筆記還是要如期交稿，專欄、出版等工作如常，只是職業博覽的講座、中學的文憑試分享取消了，每日見的人都是寥寥可數，文字的輸出卻多得令人腦筋發麻。香港電台本來邀請我上去分享考試心得，數日後電台聯絡說要配合政府，不允許嘉賓錄音而延期，再後來乾脆變成電話訪問。足不出戶的時代，竟然因為疫情提前來到，這時「邊爐家族」新聞甫出，人心惶惶，一切錯謬荒亂。

疫情期間去健身房的次數更頻密了。平日上課去到深夜，常與教練失之交臂。現在下午在辦公室局促得難以喘氣的時候，就去佐敦的健身室活動四肢，同時清空腦袋。官涌街兩旁都是泊車位，但因為車房林立，幾乎佔了所有咪錶位置。每次駕車去健身，恍若是日運氣的預報，車一拐彎，如果見到空位，人忍不住驚呼一聲，那種喜悅難以言喻。泊好車走入零落的健身房，有些人汗水涔涔而下，口罩還是沒有脫下，呼吸喘氣之際，時脹時縮，像魚鰓開合時的節奏，是前所未見的一抹風景。健身室對開的西餐廳在疫情之前擴大了店面，取車的時候幾個侍應在外晃蕩，大家都在空氣中失落了話語。唯一好處是他們認不出我，臉容不再是赤裸裸，彼此的眼神探問變得更銳利，卻更沒有把握。

課餘的時間花在搜集口罩，送給親友、同事和學生。有晚確定有八十盒的貨源從泰國到港，凌晨時份在西環交收，對方說好一手交錢一手交貨。約定地址，一輛貨車駛來，雙方驗貨、點算、付鈔，是小時候電影裡交收毒品的場景。在一個口罩動輒也要六、七元的今日，我竟下意識地到處四望，擔心有伺機搶奪的人埋伏四周。荒謬的想法後來得到證實，不到一星期之後新聞報導有賊人打劫搶去廁紙，那麼小心保護更缺貨的口罩顯得理所當然。然後貨放上我車尾，絕塵而去，帶點終於完成艱難任務的滿足感。到後來接觸太多貨源而變成半個口罩專家，到後來派發防疫用品變成了每日新聞的好人好事，再後來派發口罩變成了被批評的對象，安排不周、數量不足、質素不高。不尋常的劇情每天尋常地上映。二零二零全球最發達城市之一的香港。

隔去了飛沫，還有更多的隔離營正醞釀更深層次更牽動情緒的生活日常。口罩畢竟是事發後的預防用品，隔得去病毒，但隔閡如何能夠消去？如何能夠重歸日常？不要忘了，即使一罩傍身，我們的生命依然脆弱不堪。

原載於《藝文青》vol.34